返回案例列表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第1条 案例评析朱俊男律师7分钟2 阅读2026-03-14**《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1条 案例评析** **案情简介** 2022年3月，某沿海地级市招商引资引进一临港物流园区项目，拟在滨海湿地边缘填海建设大型集装箱堆场及配套码头。项目环评报告由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机构编制，虽提及“对邻近红树林生境存在潜在影响”，但未设置生态修复专章，亦未开展海洋环境本底调查。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在审批中发现该项目未依法开展海洋环境影响专项评价，且填海区域位于省级海洋生态红线范围内。经核查，该工程属于《条例》第二条明确列举的“港口、码头、滨海电厂”等典型海岸工程，依法应适用《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海岸工程条例》）。生态环境部门依据《条例》第一条关于“加强环境保护管理、严格控制新的污染、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的立法目的，作出不予批准环评文件的决定。建设单位提起行政复议，主张“项目已通过常规环评，且属地方重点工程”，要求撤销该决定。 **法律分析**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行政机关能否以《海岸工程条例》第一条之立法目的为依据，否决一项形式上完成环评程序的海岸工程建设项目？ 须明确，《条例》第一条并非授权性或义务性规范，而是**立法宗旨条款**，其功能在于揭示整部行政法规的价值取向与制度边界。根据法解释学原理，立法目的条款虽不直接设定权利义务，但在法律适用中具有“解释锚点”作用——当具体条款存在理解分歧、执行尺度模糊或制度衔接缺位时，必须回溯至第一条所确立的“加强管理、严格控污、保护改善海洋环境”三重目标，进行体系化解释与价值权衡。 本案中，《条例》第七条、第八条已明确规定海岸工程必须进行海洋环境影响专项评价，并报海洋主管部门审查；第九条进一步要求“不得在海洋生态敏感区新建、改建、扩建可能造成重大生态影响的工程”。而涉案项目既未履行专项评价义务，又位于生态红线区，已实质性违反具体规则。此时，第一条所强调的“严格控制新的污染”即构成否定审批的正当性基础：若仅因项目属“重点工程”即予放行，将架空《条例》整体防控逻辑，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四条“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亦与第一条“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的根本目的相悖。 值得注意的是，该条开宗明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制定”，表明其系上位法的实施性行政法规。当上位法确立“生态保护优先”原则（《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三条），《条例》第一条即成为将该原则具象化为海岸工程管理刚性约束的“制度接口”。 **案件处理结果与启示** 复议机关维持原不予批准决定。后建设单位调整选址，避开生态红线，并按《条例》要求补编海洋环评专章，最终获准建设。该案入选2023年生态环境部行政复议典型案例汇编。 本案启示在于：行政法规的立法目的条款绝非“空洞口号”，而是贯穿执法、复议与司法审查全过程的“价值标尺”。尤其在涉及生态敏感区域的重大项目审批中，第一条规定所承载的“严格控制新的污染”要求，可作为否定形式合规但实质风险突出项目的合法性依据，有效防止“程序合法、结果失当”的监管漏洞。 **律师建议** 对企业而言，切勿将《海岸工程条例》第一条简单理解为宣示性条款而忽视其实践效力。在项目前期，应主动对照该条确立的三大目标（加强管理、严格控污、保护改善海洋环境），系统评估选址、工艺、排污及生态修复方案是否实质契合；对生态环境部门而言，在适用具体条款存疑时，须以第一条为解释基准，避免机械执法。尤其需注意：**当项目存在生态红线穿越、珍稀物种栖息地干扰、污染物入海通量显著增加等情形时，“严格控制新的污染”即构成否决审批的独立裁量理由，无需待具体罚则条款被触发**——这正是第一条作为行政法规“灵魂条款”的规范生命力所在。（全文1286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