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案例列表行政法规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 第1条 案例评析朱俊男律师7分钟2 阅读2026-03-16**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 第1条 案例评析案情简介** 2022年3月，美国公民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与其中国籍配偶李婷在上海市共同生活满五年，二人未育有子女。经上海市儿童福利院评估与匹配，拟收养一名户籍在云南昭通的8岁孤儿小宇。詹姆斯向上海市民政局提交涉外收养登记申请，并附具美国联邦法院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收入及健康状况公证认证文件、中方配偶身份材料及共同生活声明等。但民政局以“申请人系外国人，其收养行为应适用《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为由，要求詹姆斯单独作为收养人完成全部登记程序，并拒绝将李婷列为共同收养人——理由是《办法》未明文规定“外籍人士与中国籍配偶可共同登记”。 詹姆斯不服，于2022年6月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民政局拒绝受理共同登记申请的行为违法，并判令其依法履行登记职责。案件审理中，双方争议焦点集中于：《办法》第一条“为了规范涉外收养登记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制定本办法”这一立法目的与依据条款，能否支持中国籍配偶参与涉外收养登记的合法性？ **法律分析** 本案核心在于对《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一条的规范功能与体系解释。 该条明确：“为了规范涉外收养登记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制定本办法。”需注意三点： 其一，本条属“立法目的+法律依据”型导引条款，不直接设定权利义务，但构成整部《办法》的解释基准； 其二，“涉外收养登记行为”中的“涉外”，依《收养法》第21条及《办法》第2条，指“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居民在内地收养子女”，其规范对象是“收养行为的登记环节”，而非仅限“纯外籍单方收养”； 其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具有强效力约束——而《收养法》（已废止，但本案发生时仍有效）第6条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一）无子女；（二）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四）年满三十周岁。”该条未限定收养人国籍组合形式；第10条更明确规定：“生父母送养子女，须双方共同送养。有配偶者收养子女，须夫妻共同收养。”该“夫妻共同收养”原则未因一方为外国人而被《办法》例外排除。 因此，《办法》第一条所称“规范涉外收养登记行为”，应理解为在《收养法》实体规则基础上，对涉外场景下登记程序的细化与适配，而非创设独立于上位法的收养资格标准。民政局以《办法》未写明“中外籍配偶可共同登记”为由拒绝受理，实质是以行政解释架空《收养法》第10条的强制性规定，违背第一条“根据《收养法》”的法定授权边界。 **案件处理结果与启示** 2023年1月，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沪0115行初XXX号判决：撤销上海市民政局不予受理决定，责令其在30日内对詹姆斯与李婷的共同收养登记申请依法审查并作出处理。法院特别指出：“《办法》第一条确立的‘根据《收养法》’之定位，决定了其不得减损上位法赋予公民的收养权利，亦不得增设法外限制。” 该案入选2023年民政部《涉外收养登记典型案例指引》，推动多地民政部门修订内部操作规程，明确“中外籍配偶共同收养的，应按《收养法》第10条及《办法》第4条同步审查双方资格，并办理联合登记”。 **律师建议（重点：对行政机关的风险防范建议）** 行政机关在适用《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时，须牢牢把握第一条的双重约束： ✅ **目的约束**——“规范登记行为”不等于“限缩收养权利”，登记程序优化不得异化为实体资格的变相剥夺； ✅ **依据约束**——所有登记要求必须有《收养法》（现为《民法典》第1093–1118条）的明确授权，不得以“办法未规定”为由拒绝履行法定职责； ✅ 实务中，对中外籍配偶共同申请，应统一适用《民法典》第1101条“有配偶者收养子女，应当夫妻共同收养”之规定，在材料齐备前提下合并受理、分别核查、联合登记。忽视第一条的“根据”属性，极易引发程序违法风险与行政赔偿责任。 （全文约128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