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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第1条 案例评析

朱俊男律师7分钟2 阅读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第1条 案例评析** （行政法规类） **案情简介** 2023年5月，某市城区居民张某（62岁，独居，无子女，患糖尿病合并视网膜病变，丧失劳动能力）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提交低保申请。其名下仅有承租公房一套（非产权房），银行存款余额为2860元，每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210元，无其他收入。街道办初审后认为：张某“虽无稳定收入，但存款略超本市低保家庭人均金融资产指导线（3000元）”，且“公房具有隐性财产价值”，遂作出《不予批准最低生活保障决定书》。张某不服，向区民政局申请复议，复议维持；后诉至区法院，请求撤销不予批准决定，并责令重新审核。 庭审中，争议焦点集中于：行政机关以“存款未达绝对贫困标准”“公房具财产属性”为由拒绝兜底保障，是否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一条的立法目的与规范意旨？ **法律分析** 本案核心在于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一条**的准确理解与适用。该条规定：“为了规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制定本条例。”——此为整部行政法规的**立法目的条款**，具有统领性、解释性与限缩性功能。 首先，从文义与体系看，“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是本条例的**根本目标**，而非附加条件或次级效果。“基本生活”指向的是维持生存所必需的衣、食、住、医等底线需求，不以“绝对赤贫”或“零资产”为前提。国务院法制办《关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说明》明确指出：“低保不是扶贫，更不是福利分配，而是国家依法提供的最后安全网。”因此，将“存款2860元”机械等同于“具备基本生活能力”，忽视其无法覆盖慢性病长期用药、视力障碍导致的生活照料成本等现实困境，已偏离第一条所确立的保障定位。 其次，第一条中“规范……制度”强调制度运行须服务于实质保障目标，而非沦为程序壁垒。街道办援引地方自行设定的“金融资产指导线”，却未说明该标准如何经法定程序设定、是否公开听证、是否与本市基本生活成本挂钩，亦未就“公房隐性价值”提供评估依据或折算方法。此种将内部操作口径凌驾于上位法目的之上的做法，实质架空了第一条“保障基本生活”的刚性要求。 再次，参照《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二条“社会救助制度坚持托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原则，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民发〔2021〕57号）第七条“不得以特定财产形式排除保障资格”的规定，均可印证：对“基本生活”的判断，必须结合申请人实际生存能力、健康状况、刚性支出等综合因素动态评估，而非简单计数。 **案件处理结果与启示**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诉行政行为未能紧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一条所确立的“保障基本生活”这一根本目的，过度依赖形式化指标，忽视张某失能、患病、无赡养来源等实质性困难，属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撤销不予批准决定，责令区民政局在30日内重新组织核查并依法作出处理。后经重新评估，张某被纳入低保，按月发放保障金及门诊慢特病补助。 本案启示在于：**行政法规的第一条绝非空洞口号，而是司法审查与执法裁量的“目的锚点”**。当具体条款存在解释空间或执行细则模糊时，必须回归立法目的进行校准；否则，“规范制度”将异化为“限制保障”，背离社会保障法治的初心。 **律师建议** 对基层民政部门及街道办事处而言，落实第一条关键在于： ✅ **树立“目的优先”审查思维**：受理低保申请时，首问应是“申请人能否维持基本生存”，而非“是否符合某项量化门槛”； ✅ **建立刚性支出核减机制**：对慢性病药费、护理费用、无障碍改造等必要支出，在资产认定中予以合理扣减； ✅ **严禁自行增设准入条件**：如“存款限额”“房产性质一票否决”等，须有省级以上政府规章明确授权，并向社会公示； ✅ **强化释明义务**：对不予批准决定，必须援引具体法条并详细说明为何该申请人“事实上具备基本生活能力”，避免模板化说理。 低保制度的生命力，不在数字的精确，而在底线的温度。牢牢守住《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一条所划定的“保障基本生活”这一不可退让的法治红线，方为社会保障法治化的真正落地。（全文约128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