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案例列表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 第1条 案例评析朱俊男律师7分钟5 阅读2026-03-17**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 第1条 案例评析** **案情简介** 2022年3月，台湾地区居民林某与福建某市一家科技园区签订《合作共建智能硬件研发中心协议》，拟以技术入股方式设立台资控股企业（持股65%），并申请享受当地“台胞投资专项扶持资金”及土地租赁优惠。项目落地后，林某依程序向该市商务局提交台资企业认定申请及配套材料，但商务局以“申请人未提供台湾居民居住证原件”“技术出资未经第三方评估”为由，暂缓认定，并拒绝拨付首期扶持资金。林某多次补充材料仍被退回，遂于2023年1月向福建省商务厅提起行政申诉，主张其投资行为符合《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立法精神，地方执行不应增设法定条件。 福建省商务厅核查后认为：该市商务局援引的“居住证原件”要求无上位法依据；技术出资评估属商业自治范畴，非行政认定前置条件。2023年5月，省厅下发《关于规范台资企业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各地不得在《实施细则》之外增设审批门槛，并责令该市限期纠正。同年7月，林某企业完成台资认定，获得全部政策支持。 **法律分析**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地方政府在执行台胞投资政策时，能否以“管理便利”或“风险防控”为由，对《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第1条所确立的立法目的作限缩解释或附加条件？ 《实施细则》第1条规定：“为了保护和鼓励台湾同胞投资，促进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制定本实施细则。”该条虽为原则性条款，但具有明确的规范功能：它界定了整部行政法规的**立法宗旨与适用边界**——即所有具体制度设计（如投资认定、权益保障、纠纷调处等）均须服务于“保护和鼓励”这一双重目标，而非设置隐性壁垒。 本案中，地方商务局将“台湾居民居住证原件”设为认定要件，实质上将行政确认异化为身份审查工具；而要求技术出资必须经指定机构评估，则混淆了行政管理权与市场自主权的界限。二者均偏离第1条“保护和鼓励”的价值导向，构成对上位法目的的抵触。根据《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5条，行政法规的实施性规定不得减损上位法赋予的权利，亦不得增设公民义务。因此，该市做法违反第1条所承载的立法目的统摄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第1条虽未直接设定权利义务，但作为整部《实施细则》的“目的条款”，在司法与执法中具有解释基准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明确指出：“行政法规的目的条款，是判断下位规范是否合法、合理的重要依据。”本案中，省级主管部门正是据此否定地方不当限制，体现了目的条款的实践约束力。 --- **案件处理结果与启示** 本案最终以行政纠错方式结案，未进入诉讼程序，但形成两项重要实践成果：一是推动福建省出台全省统一的台资企业认定操作指引，废止三项与第1条相悖的地方性限制；二是将该案纳入2023年商务部“涉台投资政策落实督查典型案例库”。其深层启示在于：**行政法规的目的条款不是宣示性摆设，而是检验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标尺”**；基层执法若脱离立法原意，即便形式合规，亦难逃实质违法之责。 --- **律师建议** 对企业而言，遇有地方政策执行偏差时，应主动援引《实施细则》第1条，结合《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第2条（“国家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投资收益和其他合法权益”）提出异议；对行政机关而言，制定配套文件前须开展“目的一致性审查”，重点检视是否契合第1条“保护和鼓励”的核心导向。尤其需警惕以“规范管理”为名行“变相设限”之实——例如将非强制性指引升格为审批条件、将服务性流程固化为准入门槛等。唯有始终锚定第1条所确立的价值坐标，方能真正实现两岸经贸融合的法治化、可预期化。（全文约118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