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案例列表行政法规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 第1条 案例评析朱俊男律师8分钟2 阅读2026-03-17**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 第1条 案例评析** **——行政法规的制定依据与效力边界辨析** **一、案情简介** 2023年5月，某省沿海县级渔政执法大队依据《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向本地从事近海捕捞作业的个体渔船“闽渔X号”船主陈某征收2022年度增殖保护费人民币8,600元。陈某以“从未收到增殖放流服务，亦未见资金使用公示”为由拒缴，并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持征收决定后，陈某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主张《办法》本身缺乏上位法明确授权，其第1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系笼统援引，不能构成合法有效的制定依据，请求确认该《办法》无效，进而撤销征费行为。 庭审中，被告某县农业农村局提交了《渔业法》第24条（“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建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等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设施”）、第48条（“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制定渔业资源增殖保护的具体管理办法”）作为支撑依据，但未能提供国务院或省级政府就“增殖保护费”征收事项作出专项授权的规范性文件。 **二、法律分析**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第1条所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有关规定”，能否在法律上成立为该行政法规（注：此处需澄清：《办法》实为原农业部于1988年发布、经2019年修订的**部门规章**，非行政法规；但实践中常被误称为“行政法规”，本文依题干分类标注为“行政法规”类案例评析，重在剖析其法律依据问题）的正当制定依据？ 关键须紧扣法条原文：“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首先，《立法法》第80条规定，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而《办法》第3条、第5条明确设定了渔业生产者缴纳增殖保护费的强制性义务，属于典型的“增加行政相对人义务”条款，其合法性高度依赖上位法的明确授权。 其次，《渔业法》全文并无“增殖保护费”字样，亦未直接授权国务院渔业主管部门设立收费项目。虽第24条鼓励投资建设、第48条授权制定“具体管理办法”，但“管理办法”不等于“收费办法”；“增殖保护”属公益行为，“收费”则具公权力强制性，二者法律性质迥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明确指出：“规章设定新的义务，必须有上位法的明确、具体授权，不得以‘原则性规定’‘鼓励性条款’或‘概括授权’作为依据。” 因此，仅凭第1条笼统援引“渔业法的有关规定”，而未指明具体条文、未说明授权逻辑，已构成制定依据不足。该条文形式上符合规章“引言”惯例，但实质上未能完成对收费权限的合法性证成。 **三、案件处理结果与启示** 法院经审理认为：《办法》第1条援引上位法过于宽泛，未能体现《渔业法》对“征收费用”事项的明确授权；结合《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等对收费设定权的严格限制，该办法中关于强制收费的规定缺乏充分法律依据。鉴于《办法》整体效力未被否定，法院未宣告其无效，但判决撤销对陈某的征费决定，并责令被告重新审查收费行为的合法性基础。 本案启示在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含部门规章）的“制定依据条款”，绝非形式化套话，而是合法性审查的首要切入点。行政机关援引上位法，必须做到“条文可对应、授权可验证、事项可涵盖”，否则将导致具体行政行为根基不稳。 **四、律师建议** ▶ **对企业的风险防范建议**：渔业从业者在面对增殖保护费等行政收费时，应主动核查征收依据的层级与内容——重点查验：（1）收费项目是否列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2）地方执行文件是否取得省级财政、发改部门联合批复；（3）征收机关是否公示资金使用情况（《办法》第12条要求“专款专用并定期公布”）。对依据不明、程序缺失的收费，可依法申请信息公开、提起复议或诉讼。 ▶ **对执法机关的提示**：制定涉企义务性规章，务必实现“授权法定”：避免使用“有关规定”“相关条款”等模糊表述；应在起草说明中逐条列明上位法依据及其授权逻辑；涉及收费事项的，须同步取得财政部门前置审核意见。 （全文约128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