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案例列表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 第1条 案例评析朱俊男律师7分钟2 阅读2026-03-1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 第1条 案例评析** **案情简介** 2022年，某境外船公司A通过其在中国设立的代表处，未取得《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许可证》，擅自与国内三家外贸企业签订多份班轮运输合同，承运出口至东南亚的集装箱货物，并以低于市场均价30%的运价揽货。同期，多家持有合法许可的国内航运企业向交通运输部提交书面投诉，指出A公司存在“无证经营、低价倾销、扰乱市场秩序”行为，导致正常经营企业订单流失、运价承压，部分中小航运公司出现连续季度亏损。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经立案调查核实，确认A公司确未依法取得许可，其运营行为持续逾8个月，累计承运货物超1.2万TEU。2023年4月，交通运输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以下简称《国际海运条例》）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 **法律分析**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行政机关对境外船公司境内无证经营行为实施处罚，是否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其执法目的与尺度是否契合立法本意？ 关键落脚点即为《国际海运条例》第一条：“为了规范国际海上运输活动，保护公平竞争，维护国际海上运输市场秩序，保障国际海上运输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条例。”该条虽属立法目的条款，不直接设定权利义务，但系整部行政法规的“价值锚点”与解释基准。在本案中，其三重功能得以充分体现： 其一，“规范国际海上运输活动”是立法的起点功能。A公司作为实际从事中国港口始发/到达的国际班轮运输主体，已实质性纳入我国国际海运活动范畴。无论其注册地在境外，只要运输行为发生于我国管辖海域及港口，即属本条例调整对象——这正是第一条确立“行为地管辖”逻辑的内在要求，也为后续第四条“从事国际船舶运输业务，应当经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批准”等具体规范提供正当性基础。 其二，“保护公平竞争”与“维护市场秩序”构成对违法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依据。A公司以明显低于成本价揽货，非属正常商业让利，而是变相排挤持证经营者，扭曲价格信号，破坏运力供需平衡。此类行为若不规制，将诱发“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动摇行业可持续发展根基。第一条将“公平竞争”与“市场秩序”并列表述，正凸显二者互为表里：秩序是竞争的框架，竞争是秩序的活力源泉。 其三，“保障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指向多元利益平衡。此处“各方当事人”不仅包括托运人（外贸企业），亦涵盖守法承运人、港口经营人乃至社会公共利益。A公司短期低价虽使个别货主受益，却损害了其他航运企业生存权、从业人员就业权及行业整体抗风险能力，最终亦将反噬货主——因市场出清后供给萎缩，运价易剧烈波动甚至断航。第一条的“保障”绝非单向倾斜，而是强调系统性权益平衡。 **案件处理结果与启示** 交通运输部最终作出行政处罚，A公司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主动缴清罚款并退出中国市场。该案入选2023年度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典型案例。其深层启示在于：立法目的条款绝非宣示性摆设，而是穿透具体条文、校准执法尺度的“隐形标尺”。当法律适用存疑时，回归第一条所确立的价值序列——先规范行为、再保障竞争秩序、终达权益平衡——可有效防止机械执法或泛化监管。 **律师建议** 对企业而言，尤其需重视第一条所蕴含的**合规前置性警示**：国际海运准入系特许领域，境外主体切勿误认“代表处可代行经营职能”或“短期试水无需许可”。实践中，是否构成“从事国际船舶运输活动”，应结合合同主体、运费收取、提单签发、船舶调度等实质要素综合判断，而非仅看工商登记形式。 对执法机关而言，建议在案件调查报告及处罚决定书中，**主动援引第一条阐明执法必要性**，尤其在涉及新型业态（如数字航运平台跨境撮合、无船承运人境外主体实质控制等）时，以立法目的为纲，增强说理深度与公信力。唯有紧扣“规范—竞争—秩序—权益”这一逻辑链条，方能使行政监管真正服务于高质量国际海运体系建设。（全文约118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