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案例列表
行政法规

烈士褒扬条例 第1条 案例评析

朱俊男律师7分钟3 阅读
**烈士褒扬条例 第1条 案例评析** （行政法规类） **案情简介** 2022年3月，某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收到群众实名反映：退役士兵李某于2019年在执行抗洪抢险任务中为营救被困群众不幸牺牲，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出具《关于认定李某行为属于见义勇为并建议追认烈士的函》，但市、县两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以“李某非现役军人、未在执行部队命令任务中牺牲”为由，未启动烈士评定程序，亦未向省级主管部门呈报材料。李某家属多次申请启动烈士评定，均被口头答复“不符合《烈士褒扬条例》立法本意”。2023年1月，家属向省司法厅提起行政复议，请求确认该不作为违法，并责令依法履职。复议机关经审查，重点围绕《烈士褒扬条例》第一条的规范功能展开论证。 **法律分析**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行政机关能否以“非现役身份”“非军事任务”为由，直接排除对见义勇为牺牲人员适用《烈士褒扬条例》？其判断必须紧扣该条例**第一条**原文：“为了弘扬烈士精神，抚恤优待烈士遗属，制定本条例。” 首先，该条属典型的**立法目的条款**，明确本行政法规的双重价值取向——既重精神引领（“弘扬烈士精神”），亦重制度保障（“抚恤优待烈士遗属”）。其表述未限定适用对象身份、牺牲场景或隶属关系，而是以“烈士”这一法定称谓为逻辑起点，指向对符合法定条件之牺牲行为的价值确认与制度回应。换言之，第一条并非授权性或义务性规范，而是为整部条例提供解释基准与价值锚点：凡符合《烈士褒扬条例》第二章“烈士的评定”所列条件（如第八条“在抢险救灾中牺牲”）者，即应纳入本条例调整范围，不得以“非现役”等非法定理由作实质限缩。 其次，结合《烈士褒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及《烈士评定办法》（退役军人部发〔2020〕78号）第五条可知，“抢险救灾中牺牲”本身即属独立评定情形，不以是否隶属军队、是否接受军事指挥为前提。李某在防汛一线主动参与救援并牺牲，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已满足法定评定要件。此时，行政机关援引“立法本意”否定其适用空间，实为将自身理解凌驾于法条文义与体系解释之上，违背了第一条所确立的“以弘扬精神与保障遗属为根本导向”的规范目的。 再次，从行政法原理看，目的解释是法律适用的首要方法。当具体条款存在理解分歧时，必须回归立法目的进行校准。第一条开宗明义强调“弘扬烈士精神”，而烈士精神的核心内涵正在于忠诚、奉献与担当——这些品质不因身份标签而增减。若仅因牺牲者系退役军人而非现役官兵，即拒绝启动评定程序，不仅架空第八条的具体规定，更实质性消解第一条所承载的价值宣示功能，导致法规整体目的落空。 **案件处理结果与启示** 2023年5月，省司法厅作出复议决定：撤销市、县两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不予受理的行为，责令其在30日内依法启动李某烈士评定程序。后续，经省级评定委员会审议，李某被正式批准为烈士。该案入选2023年度全国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典型案例。 此案启示在于：行政法规的第一条虽无直接操作性，却是贯穿全法的“价值总开关”。执法机关不得以模糊的“立法本意”替代清晰的法条文义，更不可借目的条款之名行限缩适用之实；对烈士评定这类兼具政治性与伦理性的工作，必须坚持“条件法定、程序正当、价值统一”原则，确保立法目的不被选择性执行所稀释。 **律师建议** 针对行政机关适用《烈士褒扬条例》的实践风险，特提出三点建议： 1. **严守文义优先原则**：对第一条的理解必须服务于整部条例的规范体系，不得脱离第八条等实体条款作孤立解读； 2. **强化程序意识**：即便对是否符合评定条件存疑，亦应依法受理、组织调查、集体评议，而非以“明显不符”为由径行拒收材料； 3. **注重价值传导**：在答复、复议、诉讼等环节，应主动阐明第一条所蕴含的精神引领意义，将个案处理转化为弘扬英烈精神的法治公开课。 （全文约118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