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案例列表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 第1条 案例评析朱俊男律师8分钟2 阅读2026-03-1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 第1条 案例评析** **案情简介** 2023年6月，某境外投资机构（注册地为新加坡）拟通过全资控股方式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一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在向当地商务主管部门提交外商投资信息报告时，该机构提出疑问：其投资行为已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以下简称《外商投资法》）关于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的要求，但海南省某市市场监管局在办理营业执照时，额外要求其提供“省级发改部门出具的产业政策合规性说明”，理由是“需确保投资符合地方产业规划”。该机构认为该要求缺乏上位法依据，遂向省司法厅申请行政复议，主张该行政行为违反《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一条之规定。 复议机关经审查查明：《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其第一条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制定本条例”；而《外商投资法》第四条、第二十八条已确立“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且明确规定“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实施管理”。本案所涉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未列入《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2年版）》，依法不属于限制或禁止类项目。 **法律分析**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地方政府部门能否以“落实产业政策”为由，在负面清单之外增设外商投资准入条件？其合法性判断必须紧扣《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一条的规范意旨。 该条原文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制定本条例。”——此系典型的“立法依据条款”，其法律功能在于明确条例的效力来源与解释边界：**《实施条例》系《外商投资法》的下位配套行政法规，其全部条款不得创设、减损或变相限缩上位法所确立的基本制度与权利义务框架**。换言之，条例的制定权来源于《外商投资法》，其内容必须服务于该法的立法目的（即“促进和保护外商投资，规范外商投资管理”），且不得与之抵触。 《外商投资法》第三条、第四条确立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制度，是整部法律的基石性安排。《实施条例》作为执行性行政法规，其第二条至第六条等具体规定，均围绕如何落实该制度展开（如信息报告制、投诉机制、政策平等适用等），而非授权行政机关自行增设管理环节。本案中，市场监管局要求提供“省级发改部门合规性说明”，实质上在负面清单之外增设了前置审批环节，构成对《外商投资法》第四条所保障的“依法平等适用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权利的不当限制，亦违背《实施条例》第一条所确立的“依上位法定规”的基本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实施条例》本身未授权任何地方部门在负面清单外设置额外准入条件；相反，其第三十条强调：“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活动。”该精神与第一条的立法依据一脉相承，共同指向对行政权力的规范约束。 --- **案件处理结果与启示** 2023年9月，海南省司法厅作出复议决定：撤销该市市场监管局增设审批材料的要求，责令其依法即时办理登记手续。同时，向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发出《关于严格执行外商投资准入管理制度的通知》，重申《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第一条的立法定位，严禁以“产业引导”“规划协调”等名义变相设置准入壁垒。 本案启示在于：**《实施条例》第一条虽仅一行文字，却是识别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总开关”**。它提示执法机关——所有配套制度设计与执行举措，必须回归《外商投资法》的制度原点；也警示投资者——当遭遇不合理附加条件时，可援引该条，结合上位法具体条款，主张行政行为缺乏法律依据。 --- **律师建议** 对企业而言，尤其需重视《实施条例》第一条所隐含的“效力层级审查”逻辑： ✅ **事前合规审查**：在开展外商投资前，应核查拟投领域是否列入最新版负面清单；若不在清单内，任何要求提供额外审批、备案或说明的行政行为，均可依据《实施条例》第一条及《外商投资法》第四条提出异议； ✅ **争议应对策略**：面对地方部门增设门槛，不宜仅就“程序瑕疵”交涉，而应直指其违反“根据《外商投资法》制定”的法定前提，从根本上否定其权限基础； ✅ **风险防范重点**：建议外资企业在投资协议及内部合规手册中，明确将“地方政府是否严格遵循《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第一条所确立的立法逻辑”列为政策稳定性评估核心指标。 （全文约128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