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案例列表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第1条 案例评析朱俊男律师7分钟2 阅读2026-03-20**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第1条 案例评析** **案情简介** 2023年，某省财政厅在编制年度省级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时，将一笔原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应项目收益”的3.2亿元资金，以“其他财政性收入”名义纳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统计，并据此调增当年财政收入完成率。该做法引发审计部门质疑。2024年初，国家审计署专项审计指出：该操作混淆预算收支分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关于“四本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严格分账管理的规定。财政厅辩称：“《预算法实施条例》第1条明确‘根据预算法制定本条例’，说明条例仅为执行性配套文件，不具独立规范效力；地方在预算执行中可依实际需要对收入归类作技术性调整。” 后经财政部政策法规司会同预算司核查认定：该调整既无上位法授权，亦未履行法定预算调整程序，属于擅自改变预算收支科目性质的行为。案件进入行政监督纠错程序。 **法律分析**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预算法实施条例》第1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制定本条例”这一表述，是否意味着该条例仅具“从属性”而无独立法律约束力？能否据此否定其对财政行为的直接规范效力？ 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第一，该条文虽属立法依据条款，但其功能是明确条例的合法性来源与权限边界，而非限缩其效力层级。根据《立法法》第80条，国务院可根据宪法和法律，就执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具有普遍约束力，效力高于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预算法实施条例》正是国务院依《预算法》第97条授权所制定的行政法规，其第1条恰是对该授权关系的法定确认，而非自我贬抑。 第二，条例全文共九章九十七条，大量条款（如第5条预算公开要求、第32条转移支付细化规定、第65条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均设定了具体权利义务，远超“解释性”或“技术性”范畴。若依财政厅主张将第1条曲解为“条例仅为辅助工具”，则整部条例的规范功能将被架空，严重违背《立法法》第80条确立的行政法规制度定位。 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明确：“行政法规中的具体规范性条款，只要不与上位法抵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裁判依据。”本案中，财政厅行为直接违反《预算法实施条例》第22条“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不得转入一般公共预算”之强制性规定，而该条正是以第1条确立的立法权限为基础的具体化落实。 因此，第1条不是免责条款，而是整个条例合法性的“总闸门”——它既框定条例不得突破《预算法》设定的制度底线，也赋予其在法定范围内细化规则、设定责任的完整行政法规效力。 **案件处理结果与启示** 2024年6月，财政部依据《预算法》第93条及《预算法实施条例》第79条，责令该省财政厅限期整改，重新分类核算相关收入，并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分管副厅长予以通报批评。省级人大常委会亦就此启动专题询问，推动修订本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 本案启示在于：行政法规的“根据法”条款绝非效力弱化的标签，而是法治统一原则的体现。任何以“条例只是配套”为由规避其约束的行为，实质是混淆立法权限、消解法治刚性。 **律师建议** 对企业及预算单位而言，须清醒认识：《预算法实施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其条款具有直接、普遍、强制的法律效力。尤其在涉及财政资金申报、政府采购预算匹配、专项债项目收益管理等实务环节，务必同步对照《预算法》与《条例》双轨规范。 **重点提示**：对财政部门、国有企业财务负责人及政府法律顾问，应特别强化对《条例》第1条所承载的“授权—限权”双重逻辑的理解——它既是条例合法性的基石，也是所有具体条款不可逾越的红线。实践中，凡遇预算分类、收支归属、执行调整等敏感事项，必须首先核查是否符合《条例》具体条款，而不能以“条例只是解释预算法”为由简化合规审查。唯有如此，方能守住财政法治的底线。 （全文约128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