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案例列表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 第1条 案例评析朱俊男律师7分钟2 阅读2026-03-22**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 第1条 案例评析** **案情简介** 2023年5月，某市居民李某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羁押于该市第一看守所。羁押期间，李某以“看守所未提供必要医疗保障、长期限制其与律师会见”为由，向当地公安机关及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书面申诉，并于同年7月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看守所行为违法，并判令其履行法定保障职责。法院立案后审查发现：李某所诉事项涉及看守所日常管理行为，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本身未设定具体权利义务条款，亦未授权相对人直接据此提起行政诉讼；而李某援引的《条例》第1条仅规定：“为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本条例。”法院遂裁定驳回起诉，理由为：该条属立法目的与依据性条款，不具有可诉性，亦未创设独立的行政权利义务关系。 **法律分析**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看守所条例》第1条能否作为行政诉讼的请求权基础？是否赋予公民对看守所管理行为提出司法审查的依据？ 根据法条原文，“第一条 为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本条例”，该条在规范属性上属于典型的“立法目的+制定依据”条款，功能在于说明本行政法规的正当性来源与宏观目标，而非设定具体行为规则或赋予权利、课以义务。从法解释学角度看： 其一，该条未使用“应当”“不得”“有权”等规范性表述，缺乏法律规范所必需的假定、处理、制裁三要素，不构成独立的法律规则； 其二，其所指向的上位法依据——《刑事诉讼法》——已对羁押管理、律师会见、在押人员权利保障等作出系统规定（如《刑诉法》第34、39、96条），《条例》作为执行性行政法规，其具体制度设计须严格依附于上位法，不能超越或创设新权利； 其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条第2款第（十）项明确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第1条本身不直接规制任何主体行为，亦不改变相对人法律地位，故不具备可诉性。 因此，李某援引该条主张权利，实为混淆了行政法规的“立法依据条款”与“行为规范条款”的功能界限。 --- **案件处理结果与启示** 法院最终裁定驳回李某起诉，二审维持原裁定。该案虽未进入实体审理，却凸显一个关键法治认知：行政法规中大量存在的“目的条款”“依据条款”，因其不具直接规范效力，不能单独成为权利主张或司法审查的依据。实践中，当事人若欲监督看守所执法行为，应聚焦《刑事诉讼法》《看守所条例》第二章至第五章中关于收押、提讯、会见、医疗、通信等具体操作性规定（如第10、16、23条），并结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配套规章寻求救济路径。 本案例启示：行政法规的效力层级与功能定位需准确识别——它不是对上位法的简单重复，而是对执法环节的细化落实；其可诉性取决于是否设定了直接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则，而非立法初衷的宣示。 --- **律师建议** 针对类似情形，律师应重点提示当事人及办案机关以下三点： **第一，慎用“目的性条款”作为诉讼请求权基础。** 如《看守所条例》第1条、第2条（“看守所是羁押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人犯的机关”）等宣示性条文，仅具体系解释功能，不可直接援引主张权利或追究责任。 **第二，权利救济须回归具体规范。** 在押人员的会见权、健康权、申诉权等，其直接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39条、第96条及《看守所条例》第16、23、32条等操作性条款；律师应围绕这些条款收集证据、提出申请或启动检察监督。 **第三，推动执法规范化重在过程监督。** 建议办案单位将《条例》第1条所载“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这一立法目的，转化为内部管理制度（如律师会见预约公示、在押人员健康档案电子化、检察官巡回检察台账），而非停留于文本宣示——唯有将目的条款“下沉”为可执行、可核查的机制，方能真正实现立法初衷。 （全文约118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