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案例列表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第1条 案例评析朱俊男律师7分钟2 阅读2026-03-23**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第1条 案例评析** **案情简介** 2023年4月，某省林业局在例行巡护中发现，位于该省西南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内的某山坳中，有大面积野生兰科植物（含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春兰 *Cymbidium goeringii* 和蕙兰 *Cymbidium faberi*）被连根挖除，现场遗留塑料筐、铁铲及运输车辆轮胎印痕。经调查，当地村民张某等三人以“采挖观赏、转售牟利”为由，在未取得采集证、未向县级以上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进入保护区采挖野生兰花共计127丛，并通过网络平台以每丛80—200元不等价格销售，违法所得1.3万余元。案件移送后，林业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并对张某等人处以没收违法所得、罚款3万元，并责令限期恢复植被的决定。 **法律分析** 本案核心争议虽体现于具体执法行为（如处罚幅度、恢复责任认定），但其制度根基与价值导向，须回溯至《条例》**第一条**所确立的立法目的：“为了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植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本条例。” 该条虽为宣示性条款，无直接罚则，却构成整部行政法规的“价值总纲”与解释基准。在本案中，其规范功能集中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界定执法正当性边界**。张某等人辩称“仅采几株兰花供自家观赏”，主张行为轻微、无生态危害。但依据第一条“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的立法目的，野生兰科植物作为传粉网络关键物种、林下微生境指示种，其种群锐减将导致共生菌根真菌衰退、食虫昆虫减少等连锁反应。执法机关据此否定“个体无害论”，强调对濒危野生植物的保护具有系统性、前瞻性要求——这正是第一条所蕴含的生态整体主义法理逻辑。 其二，**支撑“合理利用”的限缩解释**。《条例》第十六条虽允许“依法采集”，但第一条将“合理利用”置于“保护、发展”之后，表明其前提必为不损害种群存续与生态系统功能。本案中，张某等人在保护区缓冲区大规模采挖、且目标为繁殖期植株，已超出“可持续利用”范畴，执法机关援引第一条，否定其所谓“传统利用习惯”的合法性基础。 其三，**统摄法律责任的裁量尺度**。《条例》第二十三条对非法采集规定了“没收、罚款、责令恢复”等责任形式。本案中，行政机关不仅处罚，更责令“按原生境标准补植同种兰花并连续管护两年”，该修复措施的强度与专业性，正源于第一条“保护、发展”并重的要求——处罚不是终点，重建种群、修复生态才是立法终极指向。 --- **案件处理结果与启示** 该案经行政复议维持原处罚决定，当事人未提起诉讼。后续监测显示，涉案区域经两年生态修复，春兰自然萌发幼苗达43株，种群呈现初步恢复迹象。此案入选2024年全国林草行政执法典型案例。 其深层启示在于：**行政法规的首条绝非空泛口号，而是司法审查与执法裁量的“目的解释锚点”**。当具体条款存在解释空间时（如“合理利用”“情节严重”），必须回归第一条所确立的生态优先、系统保护价值取向，防止执法陷入技术主义或地方功利主义误区。 --- **律师建议** 对企业及基层管理者，需特别注意： ✅ **争议焦点的法律分析务必前置目的条款**。代理涉野生植物案件时，不可仅聚焦《条例》第二十三条罚则，而应首先援引第一条，论证违法行为对“生物多样性”“生态平衡”的实质性威胁，夯实处罚必要性； ✅ **对企业的风险防范建议**：从事中药材种植、园艺开发、生态旅游的企业，凡涉及野生植物资源利用，须建立“目的合规审查机制”——即对照《条例》第一条三大目标，自行评估项目是否实质促进“保护与发展”，而非仅满足程序性审批。例如，以野生兰科为亲本开展人工繁育的，应同步提交种质资源保育方案；否则即便取得采集证，亦可能因违背第一条立法精神而被认定为“假利用、真破坏”。 立法目的条款是行政法规的“灵魂”。读懂第一条，方能真正读懂中国野生植物保护的法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