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案例列表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 第1条 案例评析朱俊男律师7分钟3 阅读2026-03-25**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 第1条 案例评析** **案情简介** 2021年，某省商务厅在审批A中外合资汽车零部件制造项目时，发现外方投资者（德国某公司）提交的合资合同中约定：“董事会决议须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方可生效”，该条款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2001年修正）第六条“董事会是合营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其职权由合营企业章程规定”存在理解分歧。中方股东主张该约定实质架空章程对表决机制的授权空间，可能影响《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统一适用；而外方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一条，主张该条例“为了便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顺利实施”，故其具体条款（包括对董事会职权、表决程序等细化规定）具有当然解释力和操作指引效力，应予尊重。 商务厅经初审后未予核准，理由是：该特别约定未载入经审批的公司章程，亦未在《实施条例》中获得明示授权，可能削弱法律实施的规范性与可预期性。外方遂提起行政复议，请求确认商务厅不予核准行为违法，并要求明确《实施条例》第一条的法律功能定位。 **法律分析**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实施条例》第一条作为整部行政法规的立法目的条款，是否具有独立的规范效力？能否据此直接支持当事人对具体治理条款（如董事会表决机制）的约定自由？ 根据法条原文：“第一条 为了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下简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顺利实施，制定本条例。”该条属典型的“立法目的条款”，其功能在于阐明制定依据与价值导向，而非设定权利义务或创设行为规范。它不产生直接的法律效果，亦不赋予任何主体主张特定合同条款有效的请求权基础。 《立法法》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行政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一）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可见，《实施条例》的合法性根基在于“执行法律”，即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原则性规定的具体化、程序化与操作化。其全部条款均须以该法为上位依据，不得抵触、不得创设法外空间。本案中，董事会表决机制虽属公司治理范畴，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六条已将决定权授予“章程规定”，而章程本身须报审批机关批准（《实施条例》第十二条），故任何突破法定审批框架的自治约定，不能仅凭“便于实施”之目的表述获得正当性。 换言之，《实施条例》第一条并非授权性条款，更非“兜底条款”；它如同一部法律的“序言”，重在揭示立法逻辑，而非拓展解释权限。将该条曲解为可支撑任意合同安排的“弹性依据”，实则是混淆了立法目的与法律效力的界限。 **案件处理结果与启示** 复议机关维持商务厅不予核准决定。其理由明确指出：《实施条例》第一条不构成对具体治理规则的授权依据；合资各方对重大治理机制的特别约定，必须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或《实施条例》的明确授权，或体现于经批准的公司章程之中。该案最终促成当地商务部门出台《合资企业章程备案审查指引》，强调对董事会职权、表决程序等条款须严格对照上位法及《实施条例》具体条文进行合规性核查。 本案启示在于：行政法规的立法目的条款虽具重要解释价值，但绝不可替代具体规范条文适用；执法与司法中，须警惕以“便于实施”为名弱化法律刚性约束的倾向。 **律师建议** 对企业及外资方而言，尤其需注意： ✅ **切勿将《实施条例》第一条误作“政策宽松口”**——所有合资协议、章程修订均须溯源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实施条例》的具体条文（如第十二条章程审批、第十四条董事会组成、第二十条利润分配等），确保内容有据可依； ✅ **在谈判阶段即引入中国法合规审查**，对涉及公司治理、出资义务、技术转让等关键条款，须同步比对法律与行政法规双重文本，避免因“目的性误读”导致审批失败或后续无效风险； ✅ 对行政机关而言，应强化对立法目的条款的释法培训，防止在审批、监管中将其泛化为裁量依据，切实维护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可预期性。 （全文约128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