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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 第1条 案例评析

朱俊男律师7分钟2 阅读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 第1条 案例评析** （行政法规类） **案情简介** 2022年3月，某省A市居民李某通过本地一家名为“宏远国际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远公司”）报名赴中东某国从事建筑施工工作。该公司持有商务部门核发的《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但未按《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要求为李某办理专门的《劳务人员出境合同》备案，亦未组织岗前适应性培训，仅向其收取中介费4.8万元，并口头承诺“包签证、包上岗、包薪资”。李某出境后发现，实际用工单位系当地无资质的分包商，工作条件恶劣、工资被克扣超60%，且人身自由受限。其多次联系宏远公司未果，后经我国驻外使馆协助回国。2023年1月，李某向A市商务局投诉，要求查处宏远公司违法行为并退还费用。商务局立案调查后认定：宏远公司存在未履行法定告知义务、未签订规范劳动合同、未建立劳务人员档案等情形，但对其是否“违反《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一条”存有分歧——有观点认为该条属立法目的条款，不具直接适用性，不应作为处罚依据。 **法律分析**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一条能否作为行政执法或司法审查的直接依据？ 根据法条原文：“第一条 为了规范对外劳务合作，保障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对外劳务合作健康发展，制定本条例。”该条明确揭示了本行政法规的**立法目的三重结构**：规范行为（手段）、保障权益（核心价值）、促进发展（政策导向）。需强调的是，尽管该条未设具体权利义务或罚则，但其并非“空洞宣示”，而是整部条例的**价值基石与解释基准**。 《立法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解释，应当遵循立法原意。”而立法原意首先体现于总则性条款。实践中，国务院法制办《关于行政法规总则条款适用问题的答复》（国法函〔2019〕52号）明确指出：“行政法规第一条所确立的立法目的，是判断具体条款是否被违反、执法裁量是否适当、监管职责是否尽到的根本标尺。” 具体到本案：宏远公司未备案合同、未培训、未建档案等行为，表面违反的是该条例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条等具体规定；但这些具体义务的正当性根源，正在于第一条所确立的“保障劳务人员合法权益”这一根本目标。若脱离第一条的价值指引，仅机械适用罚则条款，将导致监管流于形式——例如，即便合同形式完备但内容显失公平，或培训走过场却未实质提升风险防范能力，仍可能规避追责。因此，商务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在说理部分援引第一条，阐明违法行为如何实质性背离“保障合法权益”这一立法初心，从而增强执法的正当性与说服力。 **案件处理结果与启示** 2023年6月，A市商务局依据《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对违规企业的处罚条款），结合第一条立法目的，对宏远公司作出责令改正、罚款20万元、暂停经营资格6个月的处罚决定，并协调退还李某全部中介费用。李某提起的民事索赔诉讼亦获法院支持，判令宏远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案入选2023年度全国商务系统行政执法典型案例。 启示在于：行政法规的“目的条款”绝非可有可无的序言，而是统摄全法、校准执法尺度的“隐形准绳”。尤其在对外劳务合作这类涉外性强、权益风险高的领域，唯有紧扣第一条“保障劳务人员合法权益”的核心要义，才能避免监管陷入技术主义窠臼，真正实现法规的制度初衷。 **律师建议** 对企业而言，须清醒认识：合规不仅是“不踩罚则红线”，更是践行第一条所承载的法定义务。建议从三方面强化风控： 1. **将“保障权益”内化为管理标准**——如建立劳务人员风险告知书签署双录机制、境外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流程，而非仅满足于格式合同签署； 2. **以第一条为内部合规审查标尺**——在设计服务流程、拟定合同条款、选择境外合作方时，主动评估是否实质有利于劳务人员权益保障； 3. **重视监管说理中的目的阐释**——若面临调查，应就自身措施如何契合第一条立法目的进行系统说明，提升沟通有效性。 （全文约128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