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案例列表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间海上旅客运输赔偿责任限额规定 第1条 案例评析朱俊男律师7分钟2 阅读2026-03-26**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间海上旅客运输赔偿责任限额规定 第1条 案例评析** **案情简介** 2023年7月，旅客李某乘坐某航运公司运营的客滚船“海澜号”，由山东烟台港驶往辽宁大连港。航行途中因船舶主机突发故障导致剧烈横摇，李某在客舱内摔倒，致腰椎压缩性骨折，住院治疗42天，产生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共计人民币28.6万元。事故发生后，李某向航运公司提出全额赔偿请求，但该公司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间海上旅客运输赔偿责任限额规定》（以下简称《限额规定》）第1条，主张其赔偿责任应受法定限额约束，并仅愿赔付限额范围内的12万元（按当时适用标准计算）。李某不服，诉至大连海事法院，请求确认该限额条款不适用于本案，或判令对方承担全部实际损失。 **法律分析**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限额规定》第1条的法律效力基础及其适用边界是否合法、合理，尤其能否成为承运人免除全额赔偿责任的依据。 该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制定本规定。”此为典型的“授权型引致条款”，其本身不设定实体权利义务，而是明确本行政法规的制定依据与上位法渊源。因此，对该条的评析必须严格紧扣所引两条海商法条文： 《海商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承运人在每次海上旅客运输中的人身伤亡赔偿责任限额为……”；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旅客的行李灭失或者损坏的赔偿责任限额，为每名旅客不超过……”。两条款共同构成我国海上旅客运输赔偿责任限额制度的法定基础——即法律授权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通过行政法规设定具体限额标准，且该限额具有强制性，不得通过合同约定排除（参见《海商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三款：“承运人和旅客可以约定高于本条规定的赔偿责任限额”；反向解释即：不得约定低于）。 据此，《限额规定》第1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将《海商法》的抽象授权具象化为可操作的行政规范。其合法性源于上位法明确授权，其正当性体现于对航运业风险可控性与旅客基本权益保障之间的平衡。本案中，“海澜号”系国内沿海港口间运输，完全符合《限额规定》适用范围（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旅客运输”），故航运公司援引限额抗辩具有法律依据。 需特别指出的是，责任限额并非免责条款，而系“最高赔偿额”的法定封顶机制。李某的损害虽真实且严重，但依法仍受限于该限额；其超出部分，除非能证明承运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海商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但书），否则不可突破。本案无证据显示船方存在瞒报故障、拒绝施救等主观恶性行为，故不触发限额豁免情形。 **案件处理结果与启示** 大连海事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李某关于全额赔偿的诉讼请求，认定《限额规定》第1条所确立的责任限额制度合法有效，航运公司应在法定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二审维持原判。该案入选2024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本案启示在于：行政法规的效力并非源自自身创设，而系根植于上位法明确授权；司法审查重点在于是否“越权”而非“是否合理”。《限额规定》第1条正是此类“依授权而立”的典范，彰显了我国海事立法体系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严密层级关系。 **律师建议** 对旅客而言，应知悉并理性评估港口间海上出行的风险成本，必要时自行购买商业意外保险以弥补限额缺口； 对航运企业而言，须严格履行安全适航义务，杜绝以“限额”为由放松管理——一旦被认定存在重大过失，限额保护即告失效； **尤为关键的是：企业在订立运输合同时，不得通过格式条款单方降低法定限额，亦不得模糊提示责任限制内容。根据《海商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三款及《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未尽显著提示与说明义务的限额约定，可能被认定为无效。** 这是当前实务中企业最易忽视、却最具法律风险的操作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