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案例列表行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第1条 案例评析朱俊男律师7分钟2 阅读2026-03-1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第1条 案例评析** **——行政法视角下立法目的条款的司法适用与执法指引** **案情简介** 2023年5月，某市A区居民李某等12人联名向区生态环境局投诉：辖区内“悦动广场”每日18:00至22:30持续开展露天广场舞活动，使用高音喇叭及便携式音响设备，现场噪声实测值达78分贝（GB 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规定居住区夜间限值为45分贝）。投诉人多次自行协商未果，部分老人出现失眠、心悸症状，一名高血压患者因夜间突发耳鸣送医。区生态环境局于6月10日现场核查后认定“属群众自发性文体活动”，以“非经营性行为、无明确责任主体”为由不予立案。李某等人遂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该局不履行噪声监管职责违法，并责令其依法查处。 **法律分析**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行政机关能否以“非经营性”“无固定经营主体”为由，拒绝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噪声法》）？对此，必须紧扣该法**第一条**进行解释与适用： > **第一条 为防治环境噪声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本法。** 该条系整部法律的**立法目的条款**，属典型的“目的解释”依据，在行政法中具有三重规范功能： 其一，**界定适用范围之根本标准**。条文未限定适用对象须为“企业”“经营者”或“建设项目”，而以“防治环境噪声污染”为直接目标，以“保护生活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为价值归宿。广场舞产生的高强度、持续性、可测量噪声，已实质性干扰居民正常生活安宁，符合“环境噪声污染”法定定义（《噪声法》第二条：“本法所称环境噪声污染，是指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 其二，**确立行政机关履职的实质义务**。目的条款中“防治”一词，强调主动作为而非被动响应；“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保障人体健康”则指向对不特定公众的法益保护义务。区生态环境局以“无明确责任主体”推诿，实则混淆了民事责任归属与行政监管职责——只要存在污染事实、危害后果及监管可能，即触发法定查处义务，不以存在登记注册的“单位”为前提。 其三，**构成司法审查的合法性基准**。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条，人民法院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应包括“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若行政机关无视第一条所确立的立法宗旨，机械套用“谁污染谁治理”的狭义理解，放弃对明显扰民行为的干预，则构成法律适用错误，违背依法行政原则。 **案件处理结果与启示** 法院经审理认为：区生态环境局对已查证的超标噪声扰民事实未予处理，违反《噪声法》第一条确立的立法目的及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判决确认其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并责令六十日内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判决生效后，该局联合街道办、公安部门出台《社区公共空间噪声管理指引》，明确将广场舞等群众性活动纳入日常巡查与劝导范围，并设置分贝实时公示屏。 本案启示在于：**立法目的条款绝非宣示性空文，而是约束行政裁量、校准执法尺度、支撑司法监督的刚性规范**。尤其在新型社会生活噪声频发背景下，不能因行为主体“非典型”而放任监管缺位。 **律师建议** ▶ **对行政机关**：在噪声投诉处置中，须以第一条为执法逻辑起点，首先判断是否构成“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污染事实，而非前置审查行为性质是否“经营性”或主体是否“可追责”。建议建立“噪声污染事实—健康影响评估—监管必要性”三阶审查机制。 ▶ **对公众维权**：投诉时应注重固定噪声分贝数据（可委托有资质机构检测）、时间规律、健康损害证据（病历、诊断证明），并援引第一条阐明立法目的，增强诉求正当性。 ▶ **对企业及社会组织**：虽本条未直接设定企业义务，但其确立的“保障人体健康”价值导向，已成为环评审批、绿色认证、ESG披露中的实质性审查要素——忽视社区声环境影响，可能面临项目否决或声誉风险。 （全文约1280字）